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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上海经济整顿 1948年上海经济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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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上海经济整顿 1948年上海经济整顿 本文简介:“小快乐”很不快乐。  这位1940年代上海最受欢迎的滑稽艺人,一直以来用他尖酸刻薄的时政笑话来娱乐上海大众,甚至在日本人占领下最黑暗的时期,他瘦削的尖嘴里都能吐出足够的插科打诨来唤起人们的笑声。但在1947年5月,人们在“天声”电台里听到的却是“小快乐”连讽带骂的挑衅唱腔:苦哈哈长着把土耗子脸,嚼

1948年上海经济整顿 1948年上海经济整顿 本文内容:

  “小快乐”很不快乐。


  这位1940年代上海最受欢迎的滑稽艺人,一直以来用他尖酸刻薄的时政笑话来娱乐上海大众,甚至在日本人占领下最黑暗的时期,他瘦削的尖嘴里都能吐出足够的插科打诨来唤起人们的笑声。但在1947年5月,人们在“天声”电台里听到的却是“小快乐”连讽带骂的挑衅唱腔:苦哈哈长着把土耗子脸,嚼了草根吃树皮,但米铺的老板却没心没肺,坏了良心,囤积居奇――“他们是发了财的米蛀虫,肚皮钱袋都塞满,盖了新洋房,买了五辆车,还有个小老婆家中藏。”


  不出所料,这段唱词引爆了大众的愤怒――这毫不奇怪,连续两周来疯涨的粮价已经让人们心头的怒火越发高涨,而这段唱词恰好唱出了人们的心声,还很坦白地为大众找到了一个公敌――米商。在人们看来,正是这些“米蛀虫”把控粮食,肆意抬高价格,他们是合谋杀害了人们吃饱肚子的单纯快乐,甚至就在这首“米蛀虫”传唱开了的该周周末,米价就上涨了一倍多。


  但米商却对自己成了众矢之的感到愤怒和冤枉――毕竟价格疯涨的又不是他一家,实际上,几乎所有东西都在涨价,这种狂飙式的上涨已经持续了将近三年。从1945年9月开始,到“小快乐”的“米蛀虫”登上全城热歌排行榜首位的1947年5月,上海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70倍,到1948年那个热死了不少街头乞丐和车夫的8月到来时,物价指数又上涨194倍,此时“小快乐”连唱他不快乐的歌的劲头也没有了,因为和其他人一样,他在收入和物价的竞跑中彻底败下阵来。


  钱其实并不少,几乎每个人都成了亿万富翁,只不过名不副实。《时代》周刊特意刊登了一篇上海电话公司发薪日的报道,1200名职员共领到了160亿元法币的工资,一笔薪水表都盛不下的巨款。但花钱的方式却已经由“张”变成了“捆”、“斤”和“袋”。一位经济学家声称,如果钞票的发行量再这样激增的话,恐怕几个月后,人类的数字计量单位就将不能满足中国人的需要了。面对法币低得可怜的购买力,“穷得只剩下钱了”,已经不是一句炫富的笑话,而是苦涩的现实。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回到南京,一个改革方案被强行通过,并于次日颁布。在这个方案中,政府将发行一种名为“金圆券”的新货币来取代之前票面数额以万计的法币,限期强制收兑,同时限期收兑的还包括民众手中持有的金银外汇,除此以外,物价和工资的上涨将以政治手段强力加以禁止。方案的策划者是财政部长王云五和行政院长翁文灏,他们相信这个改革方案将会终止这场已被内战、通货膨胀和民众不满三力触发的国内大地震。


  关于这次改革,一个人在这天的日记中简单写道:


  “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改革币制的方案,这是一件国家大事。”


  他就是蒋经国,蒋介石之子,8月19日,当他坐上从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时,心中深信“上海金融投机机关无不与党政军要人有密切关系,且做后盾,将来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两天后,他被正式任命为上海经济督导员。


  就在一年前,米商曾经用“不要想老虎头上打苍蝇”来威胁胆敢用“米蛀虫”来讽刺他们的“小快乐”,而现在,被打的将不光是苍蝇。


  “打虎将军”


  1948年9月12日,“小快乐”式的嬉笑怒骂的现实版大戏在上海街头上演。市民快乐地看到了一场诡奇的出殡――一个头戴瓜皮小帽,穿着长衫的老头儿,从棺材里爬出来,站在棺盖上向围观的人群发表演说,滔滔不绝地大声痛斥囤积倒卖的邪恶行径,每痛斥一声,他脸上夸张的圆片眼镜和胡子都会滑稽地抖动一下。“他的手里紧紧抓着一条香烟,两块肥皂,几盒手表,一捆布”――那是他的陪葬品,也是象征囤积倒卖的罪证,在“灵车”的前方是一块巨大的牌子,大书“谁危害金圆信用,咱们就砍他的头”。


  这场精心安排的出殡游行出自蒋经国本人的创意,大张旗鼓的游行宣传,对民众愤怒情绪的鼓舞煽动,对匿名检举行为的支持和鼓励――老百姓可以把匿名检举信投进设在街头的建议箱,告发属实者将获得没收的黄金、银子、外币或囤积物资价值的三成作为奖励;还有街头四处传唱的“两只老虎,两只老虎”的“打虎歌”,这位38岁的政界年轻人有着自己的为政理念,而这一切又都根植于他的成长经历。土地主式的游行示威和发动群众、鼓励告密的作风,与他9年前在赣南推行新政时打击奸商土豪的方式别无二致,而这一切,又是他1925年到1937年间滞留苏联回国后舶来的苏式整肃模式的二手货。两者如此相像,以至美国人甚至认为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作风,“全为俄共产主义之思想,”但蒋介石相信他儿子的为人处世,对美国人的警告一笑置之。


  但蒋经国在上海“打虎”中劫富济贫的政治哲学与他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一样强烈而真诚,他会为蜗居在矮小破烂、四面透风的茅草棚户里的广大民众感到难过,更会为流落街头巷尾,委身荒草沟渠之中的“乞丐大军”流泪神伤,他在个人的日记(这部日记后来经过删改处理后以《沪滨日记》为名发表)中时常流露出对受尽苦难的民众的由衷同情。每周二、四,他在中央银行三楼305办公室的大门总会向这些苦主敞开:“下午接见民众四十余人,他们所讲的都很平凡,发现老百姓实在太可怜。”而当老百姓用千年以来传承至今的方式向蒋经国诉苦时,蒋也会用相应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苦难:“出门的时候,有几个工人跪在地上,他们都是无锡火车站上的工人,向我要求为其解决生活问题,老百姓真是太可怜了,但在这件事上,我又没有法子帮他们的忙,心中非常难过”。蒋经国本人也是以一副普罗大众的形象示人,《大地周报》为这位“打虎将军”描绘了一幅画像:“头发蓬松,不搽油,不吹风,香港衫,黄布裤,说话打哈哈,没有官架子,然为市虎的死对头。”对那些纷纷前来拜见的商人,蒋经国则将他们当做是“寄生在骨瘦如柴的国家身上滋长的有害病菌”,表现出严厉和刻意的粗鲁,“(见了)很多唯利是图的商人,但为了应付今天的环境,不得不和他们讲话”。蒋经国自己演讲时宣称的目标也大大超越了他经济督导员的身份:“这是一场用革命手段发动的社会革命,今天限制物价不过是一项技术任务,真正的目的是要打倒社会中所有经济上不平等的现象。”对贫穷的同情和对资本与财富的仇恨,使蒋经国已经不再像一位“打虎英雄”,而更像一位“革命者”。敲山震虎


  “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抵达上海两天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而这些所谓的“坏头”,恰恰就是蒋介石获得支持和赖以登台的背后推手――江浙财阀。这些江浙财阀长久以来是蒋介石大抵可靠的“拥趸”,从蒋介石走上前台开始,他们就用自己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发达的关系网络为蒋铺平前程,蒋介石的姻亲之家宋子文是他和江浙财阀之间的主要联系人,每次赴沪召开所谓的“资本家联谊会”和“财政会议”,都是宋与这些财阀进行讨价还价,蒋的另一个外戚孔祥熙则被指称本身就深陷于这些财阀不明不白的经济关系中。


  1948年八九月的报纸特别喜欢报道蒋经国整治这些昔日金融商业大佬的花边新闻:“李馥荪、徐寄顾、陈光甫都是浙江财团的领袖,一向是政府的热烈拥护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他们互相申诉自己不安的情绪”,在发泄完一通牢骚,并反复指责“当局”“简直没有良心”之后,一位金融钜子感叹道:“他们把我们当做客人看待了。”


  蒋经国确实将这些昔日的金融大佬当成不受欢迎的客人,这场“打老虎”运动除了“救危存亡”之外,另一个大作用就是为蒋经国这位可能的未来“储君”“立威”。在这场“社会革命”中,蒋经国自然也寻到了自己的辅弼之臣,曾与他同时留俄又在赣南协助新政的高理文和俞季虞。这些人被蒋经国安插在经济督导办公室里,使蒋介石派来挂名的正牌督导员俞鸿钧“连一只足都没有插进”;蒋经国早年的至交,曾和他一起听阳明学讲课的宣铁吾,此时早已在上海任警备司令,更是他“打虎”运动的得力干将,因亲手捉拿上海头面人物、大名鼎鼎的杜月笙干将、“米老虎”万墨林而声名大噪。这位未来的“储君”手下已经聚集了一批足以辅弼之士,可谓“如虎添翼”。


  “打虎”俨然成了新一代对老一代的夺权运动,而这一切又在其父蒋介石的默许和支持下愈演愈烈。“昨晚接南京电话,要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并主张严办大的投机商人。上海的若干商人在当面对你说得好好的,而背后则是无恶不作。今天已下决心严办奸商。”9月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3日,一批大老虎被抓了起来,包括声名煊赫的荣家头号人物荣鸿元,烟草公司的总经理黄以聪和纸业公会的理事长詹沛霖,还有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


  也在同一天,第一只被蒋经国拿来为“打虎”运动祭旗的“大老虎”――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被特种刑庭判处死刑,此人同时也是当时被称为“太子爷”(蒋经国的“太子”身份直到1950年才被确认)行政院长国父哲嗣孙科的经纪人。尽管蒋经国宣称一切依法办理,但这场审判不过是一次蒋经国操控的政治秀,就像蒋当年在苏联亲历的斯大林大清洗中的虚假审判一样,王春哲的死刑判决早已暗中定下,王的辩护律师杜镜吾在辩护时多次被粗暴打断,王在8月19日法令之后便停止倒卖外汇的证据也被略去,法官不过是扮演走一趟过场再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判决书的龙套角色――蒋经国定要见血,王春哲就成了这场“打虎”运动注定的牺牲品。


  “打虎将军”已经尝到了权力的真味,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他胯下的老虎,已经开始不安分起来。


  骑虎难下


  从外表上看,很难看出陶启明是只“大老虎”,他是“一个矮小清瘦的上海人,米色派力斯西装笔挺,头发光得发亮。戴墨镜是表示他身在囹圄羞于见人”。《新闻杂志》的记者如此描述狱中的陶启明。陶只是个在财政部刚刚任职两个月的小小的机要秘书,这个小人物甚至在逮捕他时都对自己犯下的(或可能犯下的)罪感到莫名其妙,当警察队长敲开他在财务部宿舍的房门,告诉他被拘捕的命令时,他“正躺在床上看小说”,然后,“就像电影镜头一样,陶启明没有说话,穿上派力斯西装跟着走了。”


  要解开陶启明被捕之谜,就要回到“打虎将军”蒋经国抵达上海的两天前。这天下午6点,一家飞机载着陶启明和当时全国最重要的金融机密一起抵达上海。就在这天上午11点,财政部徐商次长接到部长王云五的指示,在19日推行金圆券币制改革时,银行、钱庄及交易所暂停营业。秘书徐百齐将命令草拟好后,随即交给陶启明,让其当天赶赴上海密报事宜。但徐却从中嗅出了发财的味道,托陶转告他的妻子杨淑瑶,让陶的妻子李国兰和杨一起进行一场投机活动,趁币制改革和钱庄暂停营业之前,以抛售空股股票的方式,来牟取财富,这一招本身天衣无缝,因为杨淑瑶和李国兰等人抛售的股票加在一起只有七百万股,获利也只有不过24亿元,相当于金圆券8000元,不足以引起股市震荡――他们只想借机发发小财,补贴家用。但尾随其后的真正大老虎,却在嗅出了其中玄机后,总共抛出的永纱股票超过三千万股,导致股市跌停板。这只“大老虎”就是杨、李抛售股票的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老板,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


  如此一个重大的战利品,蒋经国自然不会放过,杜维屏被捕,杜维屏委托抛售股票的林乐耕,也成了重点缉讯对象。但林和杜毕竟都是帮会人物,明白只要死咬住牙,不吐露实情,那么自然会有人暗通关节,将其搭救出来,如果受了皮肉之苦,日后更会被帮众捧为英雄好汉,更何况杜维屏乃是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公子,更是万无一失。所以,当警察询问林乐耕和杜维屏时,两人都守口如瓶,杜更是将所有责任都推给了鸿源证券号经理邱云峰。最后的审讯结果,只得到了杜维屏场外交易证券这一条微不足道的罪名,这只“老虎”太过倔强,心思也太过缜密了,以至于只能将他关在笼子里,却无法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打他。


  但令人奇怪的是,当时借口患咳疾休养的杜月笙,却一再表示不会去请托搭救自己的儿子,甚至在一份报纸称杜月笙“颇致怨恨”时,杜还特意公开表示:“二十年来,镛之拥护领袖,服从政府,如所周知……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心所祈求。经国先生执法相绳,不罔不纵,深致敬佩。”


  面对这只数十年来纵横上海滩的“老虎头子”敛爪服软,蒋经国非常得意,他非常希望这将会成为其敲山震虎颇有成效的精彩一笔,但媒体却不愿为蒋经国鼓噪呐喊。杜维屏被捕的照片被蒋经国的属下送交申、新诸报,要求其制版登出,但这些报馆中杜月笙的门徒却故意把版面弄得模糊不清。面对蒋的追问,则以赶工所致为借口小而化无,而且在报道关于杜维屏的新闻时,故意将其轻描淡写,只是略提一笔,用以敷衍那些为蒋经国扬威而下来的检察官们。杜月笙的反击也在暗中进行,蒋经国的亲党,孔家长公子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借其父孔祥熙之势,倒卖囤积,早已人所共知,只是碍于孔家势力,未敢举报。但杜月笙很快就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并派人将这些证据报告警厅。一个颇具戏剧性但难以考证其实的说法是,在蒋经国于浦东大厦举行的上海工商业巨头会上,当蒋作完一番“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的演讲后,杜月笙起身不疾不徐地对蒋说:


  “我的小儿子囤积了六千多元的物资,违犯国家的规定,是我的管教不好,我叫他把物资登记交出,而且把他交给蒋先生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的亲友的物资登记封存交给国家处理,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这样才服人心。”


  蒋经国没有想到最大的老虎居然就安卧在自己的身边,10月3日,上海三家大报《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都以要闻或其他方式报道了扬子公司被查封的消息。但三家报刊报道的方式却都暧昧不清。至于之后报纸新闻将如何来写,所有人都在等待蒋经国的行动。


  长达两个月来的众人瞩目,终于变成了众目睽睽。面对周围人“孔令侃案究竟办不办”的追问,蒋经国除了沉默以对,就是大发雷霆。随着疼爱外甥的继母宋美龄的到来,蒋经国被置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一个戏剧性的一幕被当时在侧的贾亦斌写在回忆录中:在中秋节那天,宋美龄特意将蒋经国与孔令侃召到一起,要蒋体念手足之情,顾念大局,但结果却是一场撕破脸皮的争吵,蒋表示要“依法办事”,孔则怒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这场调停的结局是“气得脸色煞白”的宋美龄给她远在北平指挥的夫君蒋介石打电话,要他火速南下,处理这场后院起火。


  蒋经国在10月9日见到的父亲,已经成了一个被前线共军凌厉攻势和身后政敌缠斗不休折磨得满脸疲惫和怒容的六旬老翁,任何差池都会引起这位总统大人的勃然大怒。两名官二代的内斗更使他怒火中烧,而宋美龄和孔令侃却如获救星,“夫人御黑色旗袍,孔御灰色西装,神态怡然”地觐见自己的夫和自己的舅舅――这一幕实在是对蒋经国和他“打虎”运动的全面示威。


  蒋经国的打虎日记的语气也愈发变得狼狈和疲倦,处处都是失败的味道,就在查封扬子公司的当天,“粮食已经发生问题了,这是一件一个月来所始终不能放心的事,煤恐怕亦会发生问题”。到10月4日,“自星期六起,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一项为减少政府赤字而提高烟酒税收的方案被颁布施行,为了安抚商人,允许其对烟酒调整零售价。上海本来自蒋经国来后,实行强硬的限价令,将所有价格限制在8月19日之前,但这一方案却被当成是突破限价令的标志。人们纷纷开始抢购所有可以抢购的东西,但商人却叫苦不迭,因为蒋经国强硬的限价令从来没有超出过上海以外的范围,所以上海成了涨价汪洋中唯一一座限价孤岛。到11月1日,蒋经国终于全面溃败,到这一天,从粮食、棉花、药品一直到棺材,全部从市场上消失,行政院在11月1日取消限价,彻底放飞了物价,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孔令侃最终的处理决定是什么都不重要了,人们只关心今天能不能买到明天的粮食。至于引发这一切的陶启明和他的上司徐百齐,早已被扔进了遗忘的垃圾堆,“徐很老很可怜”,看守的人对采访的记者说。杜维屏在交了一笔保释金后被放了出来,孔令侃则在缴纳了罚款后远赴香港――老虎仍在肆意彷徨,但打虎的武松却不得不退场了。11月6日,蒋经国辞去督导员职务,在这天日记中,这位“武松”写道:


  “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凄惨。”


  这天,上海的物价狂涨四倍。


  也是“武松”?


  一位全副京戏里武生装扮的彪形大汉,双目圆睁,挽着袖子,亮着汗毛和肌肉的臂膀,分明是“武松打虎”的架势,但手底按住痛打的,却是一只小猫,真正的老虎却在背后看着这装腔作势的一幕哈哈大笑。1948年10月,漫画家米谷在漫画《也是“武松”》中以如此方式揶揄蒋经国虎头蛇尾的“打虎”运动。


  但“武松”所面对的绝非是一只“小猫”,而是真正吃人的老虎,长久以来盘踞江浙的财阀力量,当地帮会的头目,以及他们在国民政府中盘根错节的关系。要想挑战这种力量,唯有能够完全脱离开这些关系网之外,并且握有强力,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对蒋经国来说,他无法挣脱开这种关系,尤其是亲族的关系。但在民众看来,如果他打不死老虎,他就不再是“武松”,甚至连一个悲剧英雄也不是。蒋经国“打虎”节节失败的同时,国民党在北方的防线也迅速崩溃,9月25日,济南失守;10月20日,长春被攻陷,东北全线尽失;到11月9日,上海已经四处流传着徐蚌会战即将失败的传言。1949年,这座充满了“老虎”的城市终于落入中共之手。作者: 李夏恩,本文来自《上海经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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